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 *********************************************** 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建构与「亚细亚主义」的图像 谭正良 　　日本国族解放与共和式的公民概念分离，使日本社会无法平衡国内的极 右势力，「以战养战」而走向悲剧性大战中。而日本的左翼正因为规避了这 个民族主义的内在问题，使其「言说」脱离了日本的实际社会生活，也由于 他们基本上没有继承和清理明治以来的思想遗产，反而促使这些遗产只能以 极端右翼的国族型态，被继承和改造。 　　　　　　　　　　　　　　　　　　　　　　　　　　(林正珍：123) 　　在迄今为止的以东亚地区为对象的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中，很强的一种 倾向是试图在「侵略与抵抗」的框架中掌握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的形成。其 中以阐明战争和殖民统治的真实、追求战争则认为议题的研究和论述占了大 半。……只要对于日本殖民主义的理解是单线条的、局部的，那么对日关系 就只能停留在加害-被害、谢罪-定罪的关系，不可能再前进一步。 　　　　　　　　　　　　　　　　　(马场公彦，贺照田 主编：345-346) 一、序论：死的抓住活的 　　本文是一个对于东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 爆发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民族主义论述的一个初探。民族主义作为一 个意识型态，在传统左翼的分析架构中，往往是被贬抑和忽视的。这样的观 点立场来自于，左翼的知识人往往将国族主义(以及所相应的「民族国家」) 视为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共谋。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体制/意识型态的依 变相，其没有意识型态上的独立性，在传统左翼的历史分析中，通常也没有 被太严肃地被对待。 　　另一方面，在探讨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的论述时，泛华语地区( 包括台湾海峡两岸)的传媒和学界绝大多数都倾向将日本定性为侵略者和战 犯国家，要求日本「谢罪」以及「赔偿」的呼声不绝于耳。 　　1998年11月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日本进行了长达6天的正式访 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问日本，因而引起 日本朝野上下一致地关注。在有关30 - 40年代的日中战争的问题和历史认 识时，江泽民主席对于日本在共同宣言中没有能充分表达谢罪和反省之意再 三表达强烈不满。拒绝在共同宣言上签字的中方态度与强调「为了和平和发 展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日中共同宣言精神完全迥异。中方在此表现出 对于未能彻底清算过去的一种痛苦的拘泥；与此相照应，日方也表现出对于 日中两国迟迟不能迈出共同创造未来这一步感到无力与焦虑。在江主席访日 的前一个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为主的几个悬而未决 的外交问题方面初步达成了共识，并签署了日韩共同宣言和行动计画，面向 未来的气氛浓厚。中国近年来也与美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新型伙伴关系，构成 了后冷战东北亚新的多国合作的外交基础。正因为如此，横亘于日中间的历 史鸿沟显得更进一步加深了[1]。 　　外交问题原本是务实切事，只问国家利益的。但是对于日本在二次大战 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定位，日中双方截至目前为止仍无一个共识，这个问 题却仍是半个世纪后阻碍两国进行合作交流的障碍。日本朝日新闻的中国局 局长加藤千洋如此概括江泽民主席访日，而这个评论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大部 分日本国民的心情：「日本国内的一般反应是『又来了』，而给一般中国民 众的感觉也是『日本还没有明确表示谢罪』。这种结果很难说实现了日中双 方希望通过这次首脑会谈总结过去，共同迈向未来的意图。」[2] 　　这个问题也同样在台湾发生不小地效应。2000年5月，日本漫画家小林 善纪(Kobayashi, Yoshinori)的作品《台湾论》在台湾掀起一场不小的论战和 争议。支持有之，反对有之；甚至导致当局于隔年(2001年)3月2日发布禁 止小林入境的行政命令。书中关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慰安妇问题和整 个大东亚战争的定位，与台湾主流媒体和学界的意见大相径庭。支持者认为 小林开始将日本从「自虐史观」中解救出来，让日本能从过去台湾、日本和 中国一面倒的三角关系(外务省和媒体对中国一味地倾斜)中获得矫正。反对 者则认为小林试图为右翼军国主义除罪化，扭曲历史真相。 　　本文不能处理这场历史真相的争夺战中孰对孰错。本文感到兴趣的是， 日本人在处理自身的国族论述与在亚洲的角色时，历经了什么变化？尤其， 在当时国族主义作为一种主导的、甚至「霸权的」意识型态蔓延至整个日本 社会时，有哪些力量在这过程中扮演催化的角色？我们能够单一、直线地论 定大本营的军阀首脑(比方说东条英机)或者昭和天皇必须负起所有的责任？ 在国族主义转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军国扩张主义时，日本的文化思想界又扮 演了什么角色？ 对于日本当时面对欧美列强入侵，东亚局势动荡的情境下 ，如何理解日本自身、以及日本在东亚的角色？作为东亚第一个成熟的民族 国家，这两位日本政治思想界的人士在此一课题上作出什么思考与贡献，值 得我们关注。 二、超国家主义分析 丸山真男作为日本跨越二战前后的政治思想家，对于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 国族主义分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最有名的作品当属《日本政治思想史 研究》。丸山在1936年以处女作论文〈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开始了他作 为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的生涯，在其后了60年中，他始终一贯地以他在这 篇论文中所暗示的基本准则，在密切结合日本政治政治制度和日本意识型态 批判的政治学研究中，探索人类思想乃至精神结构的基本问题。因而，丸山 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便具有了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方面具备鲜明的现 实批判精神和政治意识型态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 而使思想上升为普遍原理的力量。[3] 　　对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到战争爆发这段期间的国族主义分析，丸山提出的 一个新概念「超国家主义」。他在〈超国家主义的伦理与心理〉中提到，日 本的超国家主义(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精神结构，乃是奠基于天皇承传绵 延的「皇统」所形成的纵向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又以天皇继承皇统的的权 威形式形成权力横轴，向外扩散。国内的政治体制则以接近天皇的程度来界 定权力的多寡。换言之，越接近天皇的人其权力越大。准此，战时的首相东 条英机的独裁与希特勒不同。希特勒的独裁权力来自于自己的果断，东条则 来自于天皇的权威。而天皇的权威则又来自于神话中的皇祖，所以权力的根 原则出于天神，天皇和东条都因此获得免责权。用这种架构所延伸出的世界 观，便是以天皇为轴心所进行的「八弘一宇」规化过程：越早归服于日本的 ，权力越大；权力也与文明形成正比，属于轴心的日本，文化程度最高。这 里我们可以嗅出一个相似的元素：中华文化的「华夷秩序」观[4]。这种把自 身置为中心，把他者置为不同远近的同心圆坐标的世界观，在19世纪清帝 国的颓势日渐深沉，欧美强国侵入东亚的情势下，日本人把过去作为中华帝 国小老弟、文化后进国的地位一次翻转：日本人过去在中国人眼中的「倭奴 国」已非吴下阿蒙，而是亚洲真正的「中华」之所在。反倒是原有的神州大 地，在满州女真人「夷族」的统治之下，非但早已不是中华文化的代言人， 更无法面对欧美白人列强船坚炮利的挑战。自此，日本作为东亚、东洋的中 心观和优越感渐渐培养出来。 　　这种「华夷秩序」下的中心?边陲的构造与日本的「华夷变态」[5]观， 有必要更详加描述。因为这牵涉到一个问题：日本在思考上把华夷倒转了， 而且这种观念也普遍被外围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所接受。这种重新排序与 过去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观」是完全等同的吗？另外，日本与其它的外围 小国(如朝鲜和越南)所采取的策略似乎也不同。日本固然认知到「中华帝国 早就不存在了」，却没有在意识型态上抢夺「中华文化」的霸权地位。日本 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固然揉合了中心?边缘的结构，却开始朝向 一个「亚细亚」的图像迈进。 三、东亚的中心?边缘构造与「华夷变态」 1. 中心与边陲 东亚大陆上所建立的中华王朝，其统治所立基的是一种「德治」的概念。 也就是说，在理念上，由有德者承天命，而受天命的有德者担当皇帝，成为 政治上的统治者，以「德」统治「天下」。这个天下，并没有明确的空间界 线，乃以王朝为轴心，向周围扩散以至无限。如《论语》所说：近者说，远 者来。被统治者乃是被皇帝的「德」所感召，纷跶而至接受王朝德治的沐浴 。这种统治结构与现代国民国家明确的领土疆界自然不同，其所掌握的重点 是人，统治的合法性乃是优越的文化。在这个「中华世界」之中，虽然也有 没被感化的顽固之民，也就是「化外之民」；不过，这群没有受到皇帝德治 恩惠的人，只要不破坏全体的秩序结构，也不会受到惩罚，而是被置于不顾 。不顾不理的原因是，「德」是普遍永在的，化外之民固然不受教化，但是 这是暂时的现象，终有一天会「自然」地被感召接受皇恩的洗礼。 　　在距离近的地方，王朝是直接进行统治的。但是就如光线距离光源越来 越弱一样，随着距离皇帝越远，教化的影响力也递减。在边缘地区，民众虽 不依礼节道德为生活准则，但其首领只要认同中华文化，仰慕德政，表示臣 服并进纳贡物(朝贡)的话，中土皇帝也会给予回赐，将其任命为国王(册封) ，委托他进行统治。同时，透过相应的在王朝中的官阶(比方说，琉球国王 就相当于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形式上被收编在王朝的官僚体系内。这就是所 谓的朝贡?册封关系。 　　这种关系虽然是一种上对下的宰治，不过却不是绝对主义的型态。但并 不是因为道德上的抱着「仁爱之心」而「不忍讨伐」。而是如果在形式上， 边陲国家不管在文化认同，或者官僚体系上，都已经被收编进来的话，政治 上是否直接统治，则不是皇帝在乎的。因此，这种架构却被外围小国拿来当 作一种生存策略：为了脱离中国的中国化[6]。不管是朝鲜或是越南，都透过 这种架构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文化的自主地位。学者茂木敏夫对这种微妙 关系的分析是，中华王朝与外围诸国之间交往的「礼尚往来」，可以说是一 种透过隐藏双方企图为了维持双方界线的装置。不过，中心和边陲双方对此 所赋予的意义并不同：外围小国乃是为了维持与一个强大的「他者」─ 中 华，维系和平的关系；而自居轴心的中华，则没有、也不需要有对等「他者 」的观念[7]。 　　2.华夷变态 　　越南和朝鲜透过「为脱离中国的中国化」，采取朝贡来换取自主的策略 。而日本则选择了一条较为复杂的道路。日本向明朝帝国朝贡，然而却不选 择向清帝国朝贡，反而开始了「锁国」。这个转变乃是因为17 世纪原是夷 狄的满州女真人征服了中土，也就是在神州大地上建立了一个「异族」的王 朝。这使得外围国家开始将「现实的中国」和「理念上的中华」作了区隔： 事实上，中华大地已成为夷狄之土，而文化的中华则必须易主。这样的认识 让周边国家有了机会进一步确立自我的地位，而且在文化位阶上开始从新排 序。虽然因为现实上因为实力太过悬殊，朝鲜和越南仍然与清国维持朝贡? 册封的关系，不过在文化上，他们是看不起留起辫子的清国人的。这一点， 朝鲜做得最彻底。朝鲜把「作为理念中的中华」变为建构主体的内容，试图 透过实现「中华」的普遍性价值来使自己与满人所建立的「异王朝」区隔开 来。由此朝鲜将自己定性为继承了中华「汉」(与「韩」谐音)文明的正统， 并且立志确定自己作为「小中华」世界的中心。 　　日本也在这个时期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但是日本强调的并不是「中华 」的普遍性，而是日本作为主体的特殊性。如果以佛教传播的世界观来看， 原本有一种相对于天竺(印度)→震旦(中华)→本朝(日本)次第的排序。日本被 认为(也自认为)是「末法的零散边土」的后进劣等国。但在13世纪日本击退 来自中土的元朝蒙古人的入侵之后，日本产生了自古以来不屈服于外国的「 神国意识」。同时，日本也意识到相对于不断改朝换代的中华，自身「万世 一系」的特殊性。由此，边缘、末流的自卑意识反而被转化，产生了一种因 为身处「边陲」反而能确保自主且正确地位的观念[8]。进而反映了16世纪 末武士政权下的全国统一，其统治根据「武威」相对于朝鲜、中华的日本独 特性、优越性。虽然，中华文化仍旧复杂地在日本人的心中扮演着高尚和值 得仿效的角色。这种巨大的「他者意识」，表现在1708年西川如见《华夷 通商考》当中的世界观：西川所构想的世界，乃是两个分别由日本和中华为 中心的椭圆，其外侧是所谓的「外国」(属于汉字文化圈，听从中华号令的 东亚以及东南亚)，再外侧是所谓的「外夷」(非汉字文化圈，主要是欧洲诸 国)。日本在面对强大的「他者」─中华，一方面尝试「中华」从现实中的 清皇朝区隔开来，使自己彻底贯彻普遍性价值而有别于「现实中的中国」， 一方面又通过主张个别的特殊性进行主体的确立。 四、搜寻新的「中华」，进而「脱华」 如上所述，与进行「为脱离中国的中国化」的朝鲜、越南不同，日本选择一 条不同的路。日本虽然依照自己的原理确立了日本型的华夷秩序，但是面对 中华这个他者，不管是「神国观」、「万世一系」或者是「武威」等等概念 ，虽然目的在于与中华作区隔，不过却是一种自卑情结下的逆反作用。这样 的主体，很大部分是作为他者─中华文化的阴影。 　　为了除去这种对他者的暗影和反作用，日本试图找来其它的内容物来填 充这个他者的符征。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找到的是：洋，也就是西方作为 新的「中华」。通过以「洋」作为另一个普遍性他者，日本以此来置换「中 国」，进而将「万世一系」的神国观结合起来，成为日本近代国族主义的基 调。自此，日本找到了新的「中华」，也试图在这过程中「脱华」，确立日 本的主体位置。而过去的「中华」，也在汉字的使用上变为「支那」。不过 ，日本在重新制定新秩序，依赖西洋这个「新中华」的过程中，虽然与过去 的「旧中华」相同，开始有了优越和上位的意识，不过却没有完全无视「他 者」的存在。这是与旧有的华夷秩序不同之处。 　　当「中华」变成「支那」之后，日本的一些「东亚志士」或「大陆浪人 」开始着手擘画新的「亚细亚主义」秩序。亚细亚主义固然有着以日本为中 心，建立「亚细亚连带」潜藏的霸权思想；但是如果我们放到当时的情境来 思考，这种思考与孙文的「亚洲主义」相去不远。一方面，日本为了因应当 时动荡的局势，追求自身「富国强兵」之途；另一方面，也试图透过对东亚 大陆的经略，勾勒出一个「亚洲」的主体位置。 五、亚细亚主义 对于明治以后日本所形成的「亚细亚主义」，学者竹内好的分析是： 　　亚细亚主义具有某种实质的内容，不是客观上能够限定的思想，可以说 是一种倾向性。… …亚细亚主义与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并未完全重叠，而 且也未与nationalism完全重叠；当然，也未与左翼的internationalism重叠。 然而，也有与上述意识型态重叠的部分，尤其是膨胀(扩张)主义[9]。 　　这种「倾向性」，是指亚细亚主义的本质，「与众所公认的民主主义与 社会主义思想不同，并非将价值在我身上内化，因为不能完全自足自立，而 必须依据其它思想来表现[10]」换言之，在许多不同性质的思想中，均有可 能带有亚细亚主义的倾向。不过正如竹内所强调，此种倾向的共同特征是「 亚洲各国连带(不论是否以侵略为手段)的指向[11]」即为追求抵抗欧美列强 对亚洲的侵略，凡主张以日本为盟主而团结亚洲各民族的思想与行动，不论 其是否以侵略为手段，均属于亚细亚主义。[12] 　　针对竹内所谓不论是否以侵略为手段，凡有「亚洲各国连带的指向」即 为亚细亚主义的观点。初赖龙平在所着《传统右翼的内田良平之研究》一书 中，进一步将之区分为两种类型：即纯粹的「亚细亚连带主义」与具有侵略 意识的「大亚细亚主义」。亚细亚主义乃是基于日本在东亚的危机感与使命 感，期待朝鲜、支那也能形成民族国家，代表人物是宫崎尹藏、萱野长知等 明民权派系统；大亚细亚主义则拟建立以日本为中心，并能以华夷秩序类推 的国际阶层体系，而侵略朝鲜、支那为其手段，代表人物是内田良平、头山 满等玄洋社即黑龙会系统[13]。 六、结论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便以极快的速度走上足以和欧美国家匹敌的民族国家 。当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前者所说的便是仿效欧美的科技 器械之进步，在军事与商务方面大幅赶上西方的水平。而文明开化则更代表 日本欲摆脱过去「中华」老大哥的阴影，在各国蜂起竞逐的风云时代取得在 亚洲的一席之地。日本认识到，陈腐老旧的中华，已经不是东亚的中心；而 其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也不是普遍、不可挑战的。反倒是，日本一方面摸索 出自身救亡图存之道，也就是在意识型态上确立日本的国族主义；另一方面 也要因应欧洲国家对于亚洲的侵略，重构一个连带的亚细亚。虽然，这样的 尝试演变成极端的军国主义形式。 这个亚细亚的图像固然和日本本身的国族主义建构过程相应，甚至可以说是 量身订做的。不过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当时(包括现在)哪个国家不是在国际 激烈的竞争中，试图争取一张入场角逐的入场券？固然，日本国族主义恶性 膨胀成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形式，进而造成自身的悲剧。但是，检讨这样 的极端结果，并不能一味地只对国族主义这个目标攻击就算了事。更不是一 而再、再而三地以简化的罪名压在日本人、甚至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身上 就能解决的。中国人也常流传一个神话：日本人的祖先来自秦朝的徐福，所 以日本人的祖宗是中国人。依照个逻辑，日本于1930-40年代对中国的战争 ，就并不能被界定为「外族侵略」。甚至，日本皇军出师非常有正当性，与 中国古代讨伐纣王的暴政一样，日本也是为了推翻当时蒋介石的腐败统治才 「进出支那」的。站在某个角度来看，甚至站在中共的角度也一样，蒋介石 的统治与历代的暴君差别有很大吗？[14] 最后，我们如果要为日本的国族主义定位，似乎不能只是一边倒地定罪甚至 像得了过敏性鼻炎一样老是指责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复苏」。同时，也不是 取消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体位置、抹煞国族主义所有的面向就能有更 良性的发展。日本是如何在东亚崛起的，不管战前战后的经验和思想上的挣 扎，都是同在亚洲，与日本有着不同程度情结的台湾人和中国人，而海峡两 岸又面临民族主义的争议时所需要深思和反省的。 [1] 马场公彦，贺照田 主编：342。 [2] Ibid: 343。 [3] 孙歌：99。 [4] 李永炽，1999：35。 [5] 德川幕府的儒学者林春齐，将东亚大陆明清易帜时期所传入日本的情报 整理集提名为「华夷变态」，自此有此概念。茂木敏夫，贺照田主编：320 。 [6] 桃木至郎，1996，《作为历史世界的东南亚》，山川出版社。摘自 贺照 田 编：319。 [7] 茂木敏夫，贺照田 编：pp.321-322。 [8] 村井章介，1988，《亚洲之中的中世日本》，校仓书房。摘自 贺照田 编：321。 [9] 竹内好〈亚细亚主义的展望(解说)〉，收于竹内好编《现代日本思想大 系9.亚细亚主义》，p12，陈祥丰：259。 [10] 同上书，p.13。 [11] 同上书，p.14。 [12] 陈祥丰：228。 [13] 初濑龙平，《传统的右翼内田良平之研究》1980，九州大学出版社： p.22-23。 [14] 这个例子是我一个日本朋友的趣谈。其中固然有诡辩的成分，但是也凸 显了中国人文化上的傲慢，其实并不会比二次大战的日本还轻微。 *********************************************** 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